六十年大庆将近，北京却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气氛，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穿制服的警察、穿迷彩的治安员、戴着红箍的大妈大爷，甚至连全副武装的雪豹突击队也加入了进来，不过让这些训练有素的反恐精英们充当马路吸尘器的角色，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了。五十年大庆的时候自己也在北京，却不记得有如此的场面。不过想来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么，按照官方的说法，稳定压倒一切。

在过去的十年里，当标着“中国制造”商品潮水般的涌向全世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进步和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之同步的则是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经济增长的成就并未让社会全部成员共享，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一些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羽翼丰满，如今已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和改变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产阶级初具雏形却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而社会阶层本身却逐渐固化。设想十年前，一个偏远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今一个人若是出身贫寒几乎就不可能在城市中安居乐业，他或许念不完高中、或许考不上大学、或许交不起学费、或许找不到工作、或许落不了户口、或许买不起房子，或许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喝被污染的奶粉、或许没有钱让自己劳碌一生的父母安享晚年，这一连串的或许背后必然是一部分人群的失落、愤怒甚至是绝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去年的西藏骚乱、今年的新疆暴乱，和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并无二异，民族和宗教问题虽然是直接起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现有制度在利益诉求和利益分配上的缺陷与弊端。

上周末的时候看了《建国大业》，印象最深的不是那的数百张明星脸，而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朱毛周的轮番上台讲话和齐刷刷的举手表决，一幅执政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和谐景象。相比之下1787年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像是一群小商贩在菜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十几个州的上百名代表乱哄哄的吵了两个月以后，总算是在沾满了口水的宪法草案上签了字。而正是这个在争议中诞生的制度框架，却稳定的运行了二百多年，包容了美国经济从落后到高度发达的全过程，至今仍为其他政治实体所效仿。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国家，其实是一种利益诉求和利益分配制度的集合。并不是我们的建国者们缺乏智慧和理想，只是相较于地位对等实体间的博弈和妥协，威权之下形成的制度必然会缺乏包容性和稳定性。

平心而论，冷战后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处理制度变革的思路和方式，比起他们的东欧苏联老大哥们更加睿智和冷静，也要远比朝鲜缅甸之类的小兄弟们来的积极和包容。这也是中国在经济迅速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动荡的主要原因。毕竟任何社会基本制度的实验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福祉，政治精英们的审慎也可以理解。但是面对一个严重先天不足的制度框架，渐进式改革还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周旋？政治精英们判断变革比不变革风险更大，因此宁可选择加大维持稳定的力度，但是如果这一判断并不正确，维持稳定的本迟早会高到难以承受，而改革的机会却也已经错失。

虽然每一个国人都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现时的制度安排也只能使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拭目旁观。即使是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参与到制度变革的决定中去，这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建国大业，与其说是一个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我们其实仍然在路上。